1960年代，当《人民日报》和《人民文学》等报刊上开始刊登郭沫若的白话诗时，陈明远刚从大学毕业，进入中国科学院电子研究所，投身语言声学工作。那时，他怀着满腔热情，写信给郭沫若，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他。陈明远在信中尖锐地指出，读完郭沫若的诗集，人们能记住的不过是大诗人这三个字。至于诗的内容，编辑们大概是因为敬畏郭沫若的名声，不敢不全篇照搬。但广大读者寄予了诗歌的厚望，然而读后却只剩下惋惜，甚至有些人因为失望而发出嘲笑与挖苦。
展开剩余57%郭沫若也常自言，自己写诗分为两种方式：一种是逢场作戏，这样很快能获得成功；另一种则是自然流露，这样的创作往往很难顺利，但也有可能因为真实而打动人心。他说：我的诗歌之所以最早能写得好，正是因为自然流露。例如，他在日本留学期间，穷得连饭钱都没有，只有几个好朋友田汉和郁达夫可以与他倾心交谈。那时，他写的《女神》里有很多都是与田汉交流的产物。最后，这首诗由宗白华在上海发表，使他一举成名。随着北伐的展开，郭沫若的地位逐渐上升，也开始学会了如何逢场作戏。 但是，郭沫若坦言，自己内心常感到悲哀。他觉得自己的生活缺乏诗意，因此很难写出真正的好诗。他的那些分行散文，其实都是应景之作，根本不配被称为诗。他也透露，别人为了避免伤害他的自尊，通常不愿指出这个问题，但他自己却有自知之明。 最后，郭沫若对陈明远说：你和那些人不一样，从小就敢对我说真话，所以我特别喜欢你，爱你。我希望你在编辑《沫若文集》时，把我那些应景应制的分行散文统统删掉，免得后人耻笑。虽然后人如果真要嘲笑我，那我也没有办法，反正到那时我早已听不见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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